《华文文学》常务副主编 庄园5月2日晚9点多，有朋友求证王富仁先 生去世的消息，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接着 在澳门的导师也询问此事，我赶紧打电话给 王先生的小儿子。小王说：是的，父亲下午5 点去世了……当天深夜与第二天的微信，基 本被缅怀王先生的讯息和文章刷屏。
　　2003年，王先生与汕大签约，我在羊城 晚报当记者，率先做了一个整版的焦点新 闻，一时“洛阳纸贵”。不久，我也调到汕大， 做为后辈时常有机会聆听他的教诲。2005年 和2006年，我总共出版了4本书，用的都是王 先生在汕大主持的科研经费。2012年，我在 中大出版社推出《女性主义专题研究》一书， 之前在申请汕大出版基金时需要找专家写 推荐语，王先生认真看了我的书稿之后，挥 笔写道：庄园书中的华文女性文学研究，不 论是从华文文学研究的角度，还是从女性主 义文学研究的角度，均在我国文学研究领域 具有先锋意义。王先生的热情提携，一直让 我铭记在心。
　　去年8月份，闻知王先生被确诊为肺癌， 我感到震惊与心痛。等他从北京治疗后回汕 大，我登门探望。那天我绕开他身患绝症的 悲伤话题，向他请教博士论文的写作。我的 论题涉及鲁迅，引发鲁迅研究专家的他浓烈 的谈兴。他说鲁迅先生翻译日本文学家厨村 白川的《苦闷的象征》，是重视文学对国族苦 痛的承担与思索。
　　上世纪80年代，王先生的博士论文《中 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 〈彷徨>综论》一炮打响，迅速得到学术界的 承认。钱理群先生指出，这是一个标志性的 事件。“富仁也就成为新一代鲁迅研究、现代 文学研究者中的一个旗帜性人物。他这篇博 士论文的主要追求，如冲破将鲁迅研究与现 代文学研究纳入政治革命的既定研究模式， 努力揭示作为思想家和文学家统一的鲁迅 的独特性，并以鲁迅思想作为新时期思想启 蒙运动的重要资源的高度自觉，这实际上形 成了鲁迅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学派。”
　　90年代的中国文坛学界，轮番走过各式 各样“主义”的鼓吹者，而且几乎毫无例外地 要以“批判鲁迅”为自己开路。钱理群先生对 启蒙主义也有反思与质疑，但他意识到对虚 无主义思潮划清界限的必要。当时王先生对 钱先生说：你的质疑固然有道理，你也没有 根本否定启蒙主义；但现在大家都在否定启 蒙主义，你我两人即使明知其有问题也得坚 持啊！”这样一句掏心窝子的话，让钱先生从 此将王先生引为知己。他们崇尚的姿态是： 立足于学术研究，加强对现实的介入，强化 学术研究的批判力度，同时追求更接近知识 分子本性的“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精神 境界。
　　其实在王先生签约汕大终身教授之前， 他已经在北师大珠海分校呆了一段时间。那 时候，他理性地意识到需要以别样的姿态和 视角观照现实。2005年，王先生发表《“新国 学”论纲》，提出开展“新国学”研究的新设 想。钱先生认为：富仁的“新国学”是“中华民 族学术”的同义语。他的新国学是希望打通 古代文化（旧文化）与现当代文化（新文化）、 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学院文化与社会 文化、革命文化，构造一个有机融合、相互沟 通互助的“学术共同体”，并成为中国知识分 子“同存共栖”的精神归宿。
　　在汕大，王先生主编的 《新国学研究》 （以书代刊）的出版已经十多年了，在文化与 文学越来越边缘的现状中，这份期刊的影响 力始终局限于小圈子内。我还记得办刊之 初，王先生就气定神闲地说：我就要做不赚 钱的刊物！在商业氛围浓重的南方，王先生 从来不改他“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理想主义 情怀。他在寥落的氛围中不倦地写作与思 考，在发表“新国学”长篇力作的同时，还写 出了《中国需要鲁迅》这样的专著。钱理群这 样评价：他在为鲁迅文化守夜，为中华民族 文化守夜。
　　相比古代文学家韩愈被贬到潮州、苏东 坡被贬到惠州，当代的王富仁是主动来到了 南方汕头，离开政治与文化中心的北京，他 依然怀揣着启蒙的热忱在南方播种与耕耘。 如今，再也不见他在校园里踽踽独行的身 影，但他的人文情怀将长久地鼓舞和鞭策我 们继续向前……愿王先生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