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后，即将与报社告别时，我已经在中青的融媒体平台上留下了一路走来的痕迹———39篇网络稿件，8篇纸质版面稿，2篇版面头条。
49635字，见证了一个南国学子的北京新闻之旅中成长的步伐。
常有人说，新闻是易碎品，是速朽的文字，是泛滥的信息，但只有走在路上的新闻人才知道，坚守“历史的底稿”是一种怎样的深刻体验。47篇稿件发表的背后，有通勤6小时、赶往70公里外的采访；冒着暴雨、全身湿透地前往发布会的遭遇；有早晨5点半起床动身的时刻；有深入隧道地下100米，在稀薄的空气中观察的经历；有在地铁上、马路边上敲键盘的一幕；还有憋不出稿子来的忧心忡忡……各式各样的亢奋或焦虑就这样轻松地爬上我的颈肩。
“基本功了，你是没遇上我们当年参与98抗洪报道的时候。”一老师轻松地回应。话是这么说，但不规律的工作变动、发稿的时间要求、稿件质量的标准、稿件发挥空间不大的境况、不够成熟的写作技巧、略显浮躁的心理状态、亟待提升的自我管理等问题在实习期间一个不漏地向我袭来……像被丢进了正在加热的高压锅，我们在三个月时间里迅速“成熟”着。
双城记：颠倒了多年的北国梦 如果说，汕大是自然生长的温柔乡，北京则是一场金戈铁马的梦想。那么，身在祖国的心脏做新闻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汕头，是一张铺开的网，套住了乡土、宗族、悲喜的童年和错位的记忆，让我无法挣脱。以前，当我们谈论起自己的故乡，往往更多看到其缺失与遗憾。直到走遍六区一岛，倾心潮汕三市的历史文化，我才开始用平常心看待自己家乡的利弊得失，如同原谅一位早已不知所踪的友人。
这么一个回旋曲折的过程，让自我身份的定位逐渐明晰，生于斯长于斯，既然能讲一口流利的潮语，潮人的身份便是抹不掉的。
而北京之于我，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感觉，是一个“国”字建构起来的图腾。是巍巍长城、北国气象，是历史浩荡、景山孤影，是骆驼祥子、城南旧事，是万类霜天竞自由、也是白云千载空悠悠，是大臣早朝街道稀松的身影，也是《茶馆》里的一声长叹，是诗人食指四点零八分的车站、史铁生身处地坛的孤独、一代新闻报人的呐喊之所，也是郁达夫痛哭的街道，春风沉醉的他乡。
北京是一个拥有多种阐释的象征符号，有种能够引发共鸣的深沉美。它的魅力来自城市底蕴与现代风格的碰撞，来自民族、饮食、服饰、戏剧、文化的交融，来自集聚的政治、学术、教育、经济、科技资源以及国人深入骨髓的历史基因。
这就是北京。所以它能让老百姓从毛泽东纪念堂出来直抹眼泪，在雨天中看升旗，执着地在景点排上几小时的长队；它能让人才不断地涌入这个城市逐梦，承受地铁早高峰的拥挤，他们不仅有才、有钱、努力、长得还很好看；它能成为全国政治、学术、文化、科技中心，它的每个动态都能影响到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各个角落。
飞机降落的时候，汕大毕业典礼刚刚结束。李嘉诚先生在体育园给毕业生们上了“最后一课”———《建立自我，追求无我》，我们在机场围坐一团，看汕大师生合唱起《大学问》。
———北京下起了雨。
就这么上了战场。实习首日前夜，接到指导老师通知：采访援藏干部、拉萨市人民医院院长于亚滨，拟好采访提纲。第一天我们便迅速地投入了工作，送走采访对象，桂杰老师说：“写个3000字左右人物稿吧。”
实习第二天，一个人跑一场中国扇子艺术学会发布会。扛着相机、电脑、采访本就往报国寺去了，在此之前，我连到了发布会现场要干什么都不知道。
实习第三天，被老师拉去了最高人民检察院，这是我迈入的第一个国家部委机构。
实习第四天，一个人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会，好了，第二个。
刚到北京，水土不服，皮肤变得极差，每天淹没在皇城地铁茫茫人海里，日均通勤三小时，但一种新闻记者的激情和新鲜感不断推动着我昂首向前。
八篇消息、两篇人物通讯，半个月后，我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我在前线采访，老师则为我联系采访线索、编辑把关。我也有幸近距离地了解学习了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医院院长、校长、出版社社长、科学家、畅销书作家等各色人物的思想观点。《习近平改革开放思想研究》出版发布会上，我就坐在联想集团名誉主席柳传志身后，近到可以问一声：“您说我这联想怎么这么耗电呀？”
人物志：听到足够多的声音
新闻之旅，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是那些个性鲜活的人，他们的存在，让我明白了什么是中国。
有一次我接到采访任务，采访对象是香江才子、食神蔡澜。我欣喜若狂，第二天提前5个小时到达了现场，在分享会后台，蔡澜谈酒谈茶，谈女人，谈读书，谈旅行，谈生活的意义，随性至极，通透洒脱。我打趣地问他北京烤鸭好吃还是潮汕卤鸭好吃，老先生显然是喜欢潮汕卤鸭多些的。他的一颦一笑，仿佛又回到了香港90年代《今夜不设防》节目里和倪匡、黄霑一起抽烟、喝酒、主持的那些夜晚。
8月，我前往云南怒江自治州报道贫困先心病患儿筛查活动，符合条件的患者将前往河南接受免费手术治疗。抵达怒江的第二天，一行人从山脚驱车一小时前往当地泸水县老窝白族镇崇仁村。刚下过一场暴雨，汽车一路颠簸，蜿蜒而上，不时可见滚落到路边的碎石。
我们到了白族小女孩王小彤（此处为化名）的家里，出生9个月时，她就被检查出了先天性心脏病，这些年来，父母和她去过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云南心血管病医院，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前后耗费了10来万，医药费对这个贫困山区家庭来说，无疑是风雨飘摇。
父母常年在昆明打工，为女儿筹措医药费，一年就春节回家一次。扎根深山里的崇仁村有900多人口，大多数青壮劳动力都选择出在打工，留守儿童、老人的现象比较严重，爷爷奶奶以养鸡、猪为生，也种些蔬菜。临走的时候，她奶奶在我们面前跪下了。我把她俩抱在一起，轻拍着老奶奶的背，鼓励她孙女一定会康复的，老人流着眼泪，说道：“因为孙女这病儿，日日夜夜没有睡过安稳觉。”
9月15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表演艺术家朱旭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这则消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我迅速阅读了关于朱旭老先生的资料，采访了他的生前同事，被其演艺精神和生活态度深深折服。
9月17日清晨，我前往北京八宝山吊唁朱旭老先生。告别仪式上，朱旭老先生的孙女朱维捷声泪俱下：“我的叔叔和我的爸爸小时候都有听力障碍，但我的爷爷用他的乐观和豁达格外用心地去鼓励他们……虽然我知道他们终有一天会离开我，但我只期盼这一天晚一点，再晚一点，一直到现在，我都仿佛还能看到爷爷30年前转过身对我笑的样子……”在场的人无不欷歔泪流，有位老人杵着拐杖嗷嗷痛哭。
耿军老师常说：“看到了中国之大，民生之艰，对中国国情才有充分的认识。”媒体的实践经历拓宽了我的视角，就像没看过《我不是药神》的人可能无法深切地知晓，在中国，有个因吃不起天价药而孤独等死的群体在编着完全不同的故事。
北京之行，让我更懂得了眼泪，懂得了代价，懂得了中国的转型期也有它的痛苦。
悟实习：对新闻有了更深的感情站在断壁残垣上，我向昔日的美人与过往深深鞠躬。
对文字的一往情深，让我误打误撞，闯入了新闻的领域。不知何时起，我的书桌上也摆满了新闻与传播类的专著。
记起耿军老师以前课上常说：“可别让桑浦山挡住了你们的视线。”从北京实习归来，我发觉，对于讲求实践的新闻专业学生来说，如若不够自觉，偏处一隅的环境很容易让充满生机的校园变成一片温柔乡。
北京实习期间的紧张氛围是可想见的。张征老师的叮嘱如在眼前：“第一个月大家要尽可能仔细地阅览所在媒体过去的报道，琢磨其选题特点，报道作品的模式，熟悉其编辑部内部的文化，同时认真向带你的媒体老师请教，完成老师交与的任务。平时抓紧每一天投入报道业务，周末时工作第一，休息第二。”
凌晨深夜，耿军老师还在微信里一段一段地打字，指导我如何写作新闻。感动之余，对新闻业态的一些疑虑也常常困扰着我：我做的新闻究竟有没有价值？有没有忘了自己投身新闻最初的感动？我是否真的能做到“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让人们不仅关注社会的热点、痛点、焦点，也关注被忽视的角落？
傍晚出了地铁，一个人走在通惠河畔，秋天晚风中清冷的味道，非常好闻。转眼间，北京迎来它最美的季节，一个颠倒了多年的北国梦终于实现，领略秋景的时间却变得宝贵起来。
返校前，我们决定在家做饭饯别。可到了晚餐时间，朱雷、欣雨还在电视台写稿编片，家康在报社开选题会，梓毅忙着“扒拉”录音，在家的我临时接了一个团中央的活动，赶忙出门，晓婷婉拒了与老师的晚餐，回家后发现竟没一人有空———平日的忙碌可见一斑。但我们最终还是聚在了天台，晃荡的杯影中，伙伴们一个个离京而去。接着是一场缓慢的告别，告别报社，告别老师，告别好友，转身跳入汹涌的人流。
最终，我还是没能见到徐百柯老师，他早已离开了中青报，也没能见上曹林、刘万永等带有中青报气质的老师们，也许只有在阅读他们的作品中与他们无限接近。
国庆假期，我完成了最后一个出差的任务。在航班上，我透过窗口，久违了满天的星河，天空仿佛在旋转，秋夜的安静像潮水般浸透了我全身。
北京像是一个梦想，让我得以一窥中国之大、改革之艰、媒体之责和人性之荣光。远方与苟且共存，繁华共平淡一色，北京，就靠这种气度撑着。海明威曾生动地描绘过在巴黎的生活，对于当代中国年轻人来说，北京亦如是：如果你足够幸运，年轻时候在北京生活过，那么此后无论你到哪里，北京都将一直跟着你。
